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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個安靜的晚上，認認真真讀一下這組文章 ～～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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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組文章叫做“穩一代”，講這一代年輕人找工作的選擇。名字已經很清楚，不解釋。內容也很有趣，分為兩組：一組是采訪了幾個年輕人的親身經歷和心路歷程，有的跟你們一樣大，有的大你們一兩歲；另一組是6個名人寫的回憶，從50年代畢業的作家王蒙，到最近2000s年前后畢業的王興（人人網的創始人。您好！我這兒說您好呢）。大概每十年一個人，回憶他們找工作的時代風潮和個體經歷。
你們從進大學開始就在擔心自己的職業選擇，并為此感到迷茫。我認為你們迷茫的主因是過于關注眼前，就像一株浮萍，在時代的風浪中搖擺，目光短淺，沒有根基。我不是批評你們，我也是這樣。也正因為我們一樣，所以你們叫我精神導師。
其實成功的人生不是掌控，而是理解。先是理解自己，然后是理解這個世界。不要總聽你們哪個成功的師姐怎么說，也不要總聽某個精神病倒霉老師怎么說——這些人其實都在這個時代里飄搖。去聽聽50年代的年輕人怎么說，聽聽80年代的年輕人怎么說，聽聽10年前的年輕人怎么說，你能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你會有歷史的智慧，你會感受到某種東西叫做“變化”，你能更好地理解人生。
當然，最后的最后，不要忘了，聽聽你自己的內心怎么說。找一個安靜的上午，讀完下面這組文章，跟你蒙蔽已久的內心對話。
目錄
用公務員捍衛愛情
在中國移動的日子
回家的誘惑
再見，18年工齡
一個工科生的選擇題
鍍金的八十年代
過度求穩可能抑制才智釋放
王蒙：青春激情高選擇余地小
金中一：只想戶口前面加個“非”
朱學東：幸運兒
蔡駿：幸好，我沒成為“橡皮人”
潘采夫： 這里什么都有，但沒有我的夢想
王興： 縱情向前
用公務員捍衛愛情的人
工作一年后，王艾寒和同學談起大家畢業后的發展，唏噓一番，得出了一致結論：“差異在逐漸拉大，考上公務員的過得都比 較好。”
中國周刊記者 李佳蔚 北京報道
兩年半時間，大大小小十六次公務員考試，王艾寒笑稱自己的公務員之路一直很有進取心。
“實際上更多的是時代幫我們做出了選擇，年輕人只不過順應了這個潮流而已。”不過，他還有點額外的原因，要用公務員捍 衛自己的愛情。
“羨慕嫉妒恨”
王艾寒第一次感受到“公務員熱”是在大四上半學期。“身邊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在討論公務員，宿舍里一共八個人，除了一個 決心考研的，其余七個人手一冊公務員考試復習資料。你枕頭邊不放上一本，都覺得不好意思。”
2004年夏天，王艾寒從吉林來到濟 南，進入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專業是新聞學。
開學初期，院里找大四的師哥師姐來做講座，主題是如何成為一名“鐵肩擔道義”的記者。
他當時并沒有一個明晰的職業規劃。什么是好工作，他也沒有明確的概念：“能掙錢，能輕松一點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在一種“比較懵懂”的狀態下報考公務員的：“覺得這是個機會，可以試試”。
后來他才知道，2007年國考，有60萬人報名，比他入學的2004年翻了接近5倍。這意味著當年全國近五百萬大學畢業生中，約每10個畢業生就有一位參加了國考。
而他所在的文學院，作為這所文史見長的百年老校的頭牌院系，超過95%的同學都報名參加國考，其余5%的絕大多數是已經取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資格。
他的舍友朱俊華是其中一位。不同的是，王艾寒把國考當做一個可以試試的機會，朱俊華則視其為改變自己和家庭命運的大機 會。
朱俊華來自陜西寶雞一個普通農村家庭。這個依靠助學貸款完成的平民子弟，希望當上公務員，進入體制內，進行人生中第二 次“魚躍龍門”，前一次是考入大學。
備考期間，朱俊華幾乎是要抱著《申論》和《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睡了。此前，他的睡前讀物是一周三期的《體壇周報》。
朱俊華還做出了一個頗讓宿舍人吃驚的選擇：報考新疆塔城海關。塔城，位于中國的西北角，中國離海洋最遠的城市，語意為 “旱獺出沒的地方”。
宿舍人都覺得他瘋了，朱俊華不為所動：“你們都不愿意去，我去，你們都不愿意報，我自己一個人報更好。”
事實證明了他的正確。通過分數線之后，他面對的最終競爭者，其學校背景與個人能力均落后于他。
最終，朱實現了人生中第二次“魚躍龍門”。完成目標后，宿舍人熟悉的朱俊華又回來了。他開始瘋狂下載足球比賽，甚至為 此買了一個硬盤，“萬一那邊看不到球怎么辦？”
朱俊華的成功在文學院引起不小的震動。王艾寒說大家的感受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羨慕嫉妒恨”。不過，對于他來說是一 種“鼓勵和榜樣”：他考了120多分，可最終還是沒有進入面試，原因是報考的職位太熱門，競爭太激烈。
“感覺挺沮喪的”，他說，“要是也報一個偏一點的職位，會不會就成了呢？”
與他的沮喪不同，他的舍友李政則正陷入兩難：一方面是高分入圍某中央部委的面試，在首輪面試后取得了綜合成績的第二 名；另一方面則是其第二專業對外漢語的專業課程已經順利完成，公派出國做一年對外漢語老師的機會擺在眼前。
賭博
如何選擇，舍友李政感到痛苦：繼續中央部委的面試，則要徹底放棄第二專業，意味要放棄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書（中級）、 海外教學經歷和教育學學位證書；
如果選擇出國，則要放棄一個近在眼前的進入國家部委的機會，雖然這個機會風險頗大：面試八人錄取四人，筆試第二的他， 也有可能最終被淘汰。
李政的爺爺是山東半島一個小縣城法院的副院長，整個家族中唯一的“國家干部”，年輕時參軍，后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對 越自衛反擊戰，九死一生，復原回鄉，從入伍前的一個農民子弟成為一名基層法官。
“要想改變命運，我們那輩人就是參軍，你這輩人差不多就是考公務員了。”爺爺和李政開玩笑：“你要是成功，可以說是一 步登天，咱們家祖墳得長多高的一根草啊！”
李政做出了最終決定：放棄公派出國，選擇公務員最終面試。他的這一決定得到了家人、同學和朋友的支持。
李政去院辦公室辦理放棄對外漢語專業的手續。他本以為會遭到院辦領導的埋怨，可是聽了他的解釋后，院辦領導非常贊成他 的選擇，熱情地為他辦理了相關手續。未了，院辦領導還鼓勵他：“機會難得，進去不易，好好把握啊！”
李政最終沒有實現農家子弟的“一步登天”，錄取前四名，他排名第五。
王艾寒曾聽到過睡對鋪的李政壓抑的哭泣。畢業前夕的一次喝酒，喝醉了的李政對他說，幾乎所有人都說自己做了一個正確的 選擇，盡管自己清楚知道那是一次賭博，可是還要賭。
畢業后，王艾寒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選擇留在濟南，或者是去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而是去了山東棗莊，做了一名區電視臺 記者。
他是為了追隨女朋友才到棗莊去的。王艾寒與女朋友大學相識，同是文學院傳播學專業。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公務員，他們希望 女兒和未來的女婿都能成為公務員，這甚至成為他們認可王艾寒的重要條件之一。
區電視臺記者一個“雜活兒”：攝像、編排、文稿都要弄。王艾寒曾經有一個周每天早上7點出門，一直在外面忙到晚上8點回家，中間幾乎片刻不得閑。
工作中有很多機會和政府人員打交道，慢慢地，他對于公務員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以前，經常聽到人們對于公務員的負面評 價，認為‘事難辦、臉難看、門難進’，也有‘蛀蟲’這樣的激烈說法，可是我接觸了很多基層公務員，覺得其實絕大多數政府部門確實是有想法、有思路為群眾辦 好事的，只是在工作效率和工作手段上還有待改進。”
當然，這并非是他對于“公務員”的全部認識：有一次，他跟紀委去拍公務員上班不守時，到了九點半，有一些科室根本就沒 人來，打電話詢問，都說在下面走訪，而當天那些科室并沒有出行安排。
大約畢業半年后，王艾寒接到了遠在新疆塔城的大學舍友朱俊華的電話：趕快準備紅包，我要結婚了。
朱俊華成為成宿舍中首個結婚者。他描繪了一種讓王艾寒羨慕的塔城生活：未婚妻是烏魯木齊人，教師，工作穩定；自己在市 中心位置買了一套房子，因為單位有補貼，價格至少比市場價低了三分之一；每天按時上下班，沒有事情的時候就在辦公室里上上網，喝喝茶；把父母接了過來，幫 他們開了一家賣蔬菜水果的小店，還幫學護士的妹妹在當地找了一份工作，一家人其樂融融。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段，王艾寒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事，考上了福建某林業調查隊。同事把房子和車子都賣掉，舉家遷往福建。 臨走前，同事說，有了公務員的身份一切都好辦。
畢業半年多的王艾寒開始真正決定“從內心里決定要從事這個職業（公務員）”：“來自社會的影響，來自周圍人的選擇，來 自長輩的壓力，讓我覺得還是考公務員吧。”
“逢試必考”
到2009年夏天，王艾寒粗略算了一下，自己參加了國考、山東省省考和河北省公考，再加上青島、棗莊和日照等山東省內地級市的事業單位考試， 不下十次。其中，棗莊和日照的事業單位進過兩次面試，最終都沒有考上。公考從未進過面試，最少一次差0.2分。
“一直在努力，從來未到達，幾乎逢考必考。”他如此總結自己畢業一周年內的公考之路。
2009年10月，王艾寒和女朋友一起到濟南參加公務員考試。 從大四畢業至今，他和女朋友一直結伴參加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考試。“相互鼓勵、互相幫助，愛情是一種動力。”
考試結束，他們倆去看一對大學同學。這次見面讓王艾寒五味雜陳：“男的在一家醫院的辦公室工作，打雜；女的在一家網 站，工資一千掛零。我覺得他倆的狀態應該不會攢下多少錢，租的房子好像是450一個月，兩個人訂婚了，房子還沒著落。”
告別的時候，男同學告訴王艾寒，他也正在準備參加一個事業單位的考試。“看得出來，他真下了決心。”
回棗莊的路上，說起了大學同學畢業后的發展，兩人唏噓一番，得出了一致結論：“差異在逐漸拉大，考上公務員的過得都比 較好。”
后來，王艾寒的女朋友率先突圍，考取了日照市一個事業單位。為了愛情，王艾寒辭去電視臺的工作，追隨女朋友，加入山東 一家都市報的日照記者站。
王艾寒迅速感受到了市場化媒體的壓力：企業化運營，每月都有考核任務，至少多少篇好稿，至少多少分……當然，他最不能 接受的是“沒有時間復習公考”。
到了2010年夏天，王艾寒又分別參加了國考、山東省省考和一次日照市事業單位考試，分數一般，都沒有進面試。他總結失敗的原因：工作忙，長 時間沒有考上也有點松懈，自己也有點心灰意冷，有時甚至會想，我就知道考不上……
他接到了又一大學舍友通知婚訊的電話。畢業后，這位舍友回了老家廣東的一個縣城，其父是當地政府公務員。舍友在廣告公 司呆了一段時間后，進入體制內，成為一個政府實權部門的公務員。舍友曾經向宿舍里的兄弟們感嘆：花了好多錢的哇！
電話中，舍友說自己兩年做的都是抄抄寫寫的工作，就是一個“高級打字員”，就像大家熟知的那樣，機關單位沒有太多的光 明，沒有太多的理想，僅存的一點點激情都會慢慢消磨掉。
不過，舍友也說自己現在也想通了，心里也坦然了許多，不再那么憤青，自己盡心盡力就好。
最后，他們在“公務員的魅力是什么”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第一，如果真的想做點實事、好事，處在公務員的位置上，有很 大的空間能夠發揮；其次，公務員在社會上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至少現在很多人找對象都希望找公務員；第三，不管怎么說，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不錯，雖然沒有企 業掙錢多，但是其他方面比如退休后要比企業更有保障。
當然，對于王艾寒來說，公務員的魅力還有另外一層含義：能夠更好的捍衛和保護自己的愛情。
2010年年底，他再次報考了國家公務 員。
成功“突圍”
王艾寒在臨考前約一個月開始著手復習：每天晚上做題，一共做了十套真題和幾套模試卷，然后就到濟南考試了。
他說，這絕非不重視，一是因為報社的工作很忙，二是《申論》和《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加起來400多頁紙，確實已經翻來覆去看過很多遍了。
成績出來之后，他第一時間用手機發短信查詢成績：進面試了！
他不能錯過這次機會，他打電話報名參加某著名公務員輔導機構的面試輔導班，地點在北京，為期一周，學費4280。其實，他本來想報名的是為期兩周、學費 一萬的特訓班。校方承諾，參加特訓班，如果面試失敗，退款八千，而學費4280的這個班是不退錢的。特訓班針對考生要面試的某一職位特別設立，王艾寒報名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職位已經有人報名了。
面試輔導班學習結束，王艾寒回日照，照常上班，靜候面試的到來。
他比面試時間提前一天來到北京，選了一個離面試地點只需步行十分鐘的賓館住下。面試前一晚，他承認自己“無比的緊 張”，晚上一直不停給朋友同學打電話聊天放松，看電視沒心情，翻了會兒書看不下去，十點不到就躺下睡覺，但是睡不著。
面試當天晚上，他接到了面試通過的通知。本來說是第二天電話通知結果，他就把手機放在賓館充電，自己出去閑逛了。結果 剛回房間就聽到電話響，拿起來一看號碼是北京的，心頓時一通狂跳，然后，他被告之：面試通過了。幾乎沒有時間激動，他接連撥通了女朋友和家人的電話報喜。
他永遠記得面試通過電話打來的時間：19點10分。
當天，在北京的大學舍友請他吃飯。這么大的喜事，倆人沒喝一口酒，害怕影響了王艾寒第二天的體檢。
體檢結束，王艾寒坐火車回日照，一路上還是一直打電話聊天。盡管知道體檢不會有什么問題，可他還是沒敢吹牛說自己過 了，在期盼已久、觸手可及的成功面前，他一再告誡自己要“低調、再低調”。
回日照半個月后，王艾寒辭掉了報社的工作。單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也沒有心思再干了。辭職后，他每天上網，看書，因為 將來要從事文秘工作，他開始特意關注國家政策和相關文件。
他已經開始進入角色。可是，對于即將在北京開始的生活，他坦言并不喜歡如此快節奏的生活，螞蟻一樣的人群，還有永遠灰 蒙蒙的天，甚至開玩笑說日照廁所的空氣都比北京大街的好。他希望自己能夠盡快練出擠地鐵的本領，也希望自己的肺能夠盡快適應北京的空氣。
進入體制內，王艾寒也沒有旁人所認為的特殊的成就感：“考上公務員不代表任何成就，每個人只要努力都有機會。只是，與 其毫無意義地宣泄對體制的不滿，還不如真正地進入體制，盡自己的努力去改變點什么。”
不過，他還要面臨一個新問題：女友在日照當公務員，他在北京。他用考上公務員捍衛的愛情，還要繼續破題。
在中國移動的日子
他把這里當做極具魅力的城堡，消磨著曾經的熱情，但并不后悔留下。
中國周刊記者 余芳倩 北京報道
接連著兩周，王林（化名）沒有一天能在晚上十一點之前離開辦公室。周末也總被加班占據。生活像一輛賽滿了貨物的桑塔 納，踏實地奔跑著，“司機”王林覺得有點失落。剛步入社會時，他期待登上的是一輛沃爾沃。
“從小到大，自己一直覺得自己是人群中的那百分之十。但工作三年，越來越現實，覺得之前很多想法都不可能實現。現在就 想著房子、車子，實際的問題。你要問我還有什么理想，其實挺可悲的，沒有了。”他低頭看著桌上的杯子，沉默了一會兒，“當然，我并不后悔進入中移動。”
選擇國企
2008年，清華碩士畢業生王林手頭放 著幾份offer。畢業 之前，他對人生的自我控制力都表現得比同齡人更出色一些。他中學就開始學習大學的物理課程，大學學習的是英語物理課程，從來沒有在學習上有過挫敗感。他是學生干部，會出色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但絕不會費心去主動策劃一個活動。總之，他承認自己是傳統的好學生，不太喜歡冒險。
中學時，他想當個物理學家。但在大學畢業前夕，他明白如果在中國當一個學者，恐怕缺乏一個好的環境和待遇。畢業時，他 還曾一閃念想到過自己去創造一個偉大的公司，某天甚至可以上市。可是他最后承認，他很優秀，但和李彥宏、張朝陽這些人相比，他的簡歷上缺點什么，還是進入企業得好。
2007年11月份，水木清華論壇上一個招聘信息受到熱議。中 國移動通信集團要來清華校園宣講招聘了。他投了簡歷，隨后收到面試的通知。
國企招聘一般時間偏晚，早在中移動面試通知來寄來之前， NEC中國研究院和浪潮電腦等公司的要約已經整齊地擺在王林的桌臺上。前者是名列財 富世界500強的日企， 后者是國內新銳的電腦公司。
王林并沒有左右為難，他迅速上網查資料。談起當初的選擇，他像答考卷一樣，邏輯嚴密。“中國有在國企里工作四十年的例子，但是還沒有在外企里待那么長的人。外企在中國的發展，不確定性太多，晉升層級也太慢。如果是去外企的公司總部，我還愿意考慮，但是如果是中國分公司，no。”第一步，他把外企淘汰了。
任何民營企業，比起中移動公司的規模來，都顯得蒼白。中移動公司上市香港，2007年利潤達870億元人民幣，在電信領域，即便是當時四個壟斷 國企中，也是規模最大的企業。
更讓王林心動的是，“中移動從電信局分拆而來，肯分拆來的，很多都是膽子大的年輕人，這樣的企業相對老國企負擔輕，應該更有沖勁。”
后來，國家開發銀行也看中了他，他抱歉地告訴對方，自己已經有了選擇。
2007年春天，年輕的畢業生學生王林 尋找到了一棵大樹，他不想只是來乘涼的，他想和和這棵大樹一起成長，做一番事業。
優越感
2007年夏天，北京的知了叫個沒完， 王林脫下了牛仔褲，換上商務休閑褲和新買的襯衣開始來中移動上班。
上班的第二天，領導把部門的新員工集合在一起，介紹部門情況。幻燈片寫了70頁。“當時震撼了，念書時覺得20頁的幻燈片已經夠長了，沒想到在國企里，這么 龐大。”
位于復興門的中移動大廈，由兩棟樓組成。初入職，他根本分不清誰是中移動的員工。總部五六百人之外，還有和中移動有業 務關系的廠商直接派駐的人員。他驚訝的發現，所在的一層樓，百分之六十的工位是留給“外援”。只要有新項目，總有合作廠商收費或者免費上門來為他們服務。 有些人和他朝夕相處了一年。
國企的“大”，“眾星捧月”的感覺，在他工作的第一年，感受頗深。
工作后第一次出差，王林和部門領導飛到了南方某城市。剛入公司，第一次出差，新奇之外難免有些緊張。飛機落地后，當地 市公司的領導，省會公司的領導，和省級分公司的領導都出現在機場。他和領導被專車接走，整個出差過程被照顧得很好。國企系統有時會發出電磁爐一般的溫度，你可以感覺到“組織”強大帶來的溫暖。
后來，王林發現，其實系統內平級接待，根本算不上興師動眾。如果你是部門領導級別，會有廠商去機場接送，全程接待。如 果是市場部出差，接送的可能是公關公司；如果是財務部接待的可能是咨詢公司。中移動作為行業領域內的老大，總能讓員工感受到大公司的威儀。
更多時候，王林待在總部。每天早上，一頓免費的豐盛早餐在中移動的食堂等著他。中午花2元錢品嘗自助餐廳的美食。現在他已經習慣了，但工作第一年覺得吃得不錯。
工作之余，國企也為員工提供了多彩的娛樂活動。工會，這個在各大企業已經萎縮的名詞已經偏向裝飾作用。但是在中移動這 樣的國企，它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每個職工給工會一年繳納兩三百元的會費。工會成立了若干個組織，如乒乓球協會、羽毛球協會、游泳協會……定期組織活動，提 供場地、器材。
還有不少相關廠商等著贊助他們的活動。比如冠名一個他們內部的籃球賽。
每月發工資的時候，那張長長的工資條上，基本工資“不好意思說”，但還好，收入在他手上的，有補貼：每個月除住房公積金外，還2000元的房 補，還有車補，勞保，等等，年收入十多萬元。
大企業里的小職員
2010年，距離王林進入中移動已經三 年。三年中，中移動利潤翻倍。“中國最賺錢的中央企業”、“財富全球500強”等名號，王林早就爛熟于耳。
中移動公司總部分為各大部門，大部門里面各下轄著各處。王林還處于中移動生物鏈的較低端，作為一名普通員工，漸漸感覺 到大公司的微妙。
他要寫一份材料，需要部門幾個處之間的互相協作。關系好的部門，材料兩天就能給你。關系不好的，陪上笑臉，一個禮拜也 給不了你。
“你能怎么辦呢？不能生氣，只能找你的領導，讓他找他的領導。”有一次，一個簡單的任務，由于別的部門之間不配合，從處長之間的溝通上升到了部門主管之間的溝通。王林很費解，也很沉默。
這似乎是成長到一定規模公司的通病。華為在其內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華為十大內耗問題淺析》，列舉了“本位主義”、 “各自為政”、“站隊”等內耗的問題。王林和同事們一邊看一邊笑，把“華為”換成“中移動”就行，里面描寫的問題，“簡直一摸一樣”。
有一段時間，他幾乎半個月朝九晚十一的工作就是為了寫匯報。通通都按照70頁以上的標準來寫。“國企里，部門多，層級多， 比較多。大家做的事情非常相似，你怎么能突出你的成績來呢？只有拼命往里面填細節，事無巨細地寫。其實挺煩人的。沒什么價值。但就要這樣。”
匯報用的幻燈片，一個主題，王林最多改過50次。翻來覆去的改，斟酌每一個用詞。每一次都被領導打回來再改。直到把每一條成績說得更具體，把每一個牢騷寫得更委婉，“你不用 那么直白，領導都是聰明人，一看就知道有什么問題。”
王林曾是個理想主義的青年。他的朋友說，在學校時，王林喜歡談論的是人生和理想，工作以后也會談，“但漸漸認識到現實，有些無可奈何。”
王林現在已經不大談理想，“只要在中國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沒什么好談的。”
他會和朋友討論整個公司的戰略和方向。有的理解，有的不解。作為普通的員工，贊同與質疑，其實都不重要。
“你最好改”
王林曾很有激情，很執著。三年前，他面試的時候，對方問他性格有什么缺點。他說，他太執著，認準的事情非要做下去。上 大學期間，導師明明告訴他一個研究方向行不通，但是他還是要試錯。不撞南墻不回頭。
“這樣的性格有好有壞，但是在國企，你最好改。”對方說。
剛進入國企的時候，他雄心壯志地想“升官”。按照規定，進入公司五年就有提拔為副處的機會。
三年后他說，“和我一樣工作了五年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做管理工作，結果很難量化，如何能分出誰做得更好一些呢？”
他內心仍有希望，但現在看起來更平和。
“有個剛提拔的副處長，聽說，他的爸爸是某中央媒體的總編輯。”他喝了口水，慢慢說，“中國有句老話，龍生龍鳳生鳳。 這是有道理的，家庭背景從各個方面都會影響子女的未來。當然，這些二代很優秀，即使但看簡歷也不輸給任何人。”
漸漸地，很多東西，他之前厭惡或者批判的，他開始接受。“可能是因為我的立場不同了，也確實是看到了新的東西。”
“念書時，所有替運營商說好話的觀點，我都能找到一一反駁的理由。但是現在，我又能逐一反駁我以前的觀點。中移動的成 本為什么這么高？比如美國，在鄉野和隧道可能沒有信號，對美國運營商而言，這是不具備商業價值的投入。但是對中移動而言，盡可能的覆蓋，這是國企責任問題。”
三年來，王林回頭來看，進入國企確實是運氣。但是這樣的運氣并不能幫助他完全規避生活中的壓力。
他眼下最緊要的就是房子問題。在單位附近，他看了好幾處房子，價格逼近四萬。如果沒有家人幫助，他無論如何也付不了首 付。
王林覺得委屈，中移動號稱是最賺錢的公司，但是收入并不是最好的。“因為中移動直接從百姓口袋里收費，社會上的情緒很大。金融行業的利潤不如中移動，但是他們收入是我們的數倍。這公平嗎？”
他這樣看問題的根源，普通百姓難以從國有企業的巨額利潤中分享收益，這是體制問題。但作為普通員工，承擔這樣的后果， 王林想不通。
由于“社會議論”太多，2007年以后，新入職的中移動員工收入和老員工拉開了距離。他在等待和老員工同等的收入水平。現在看來，形勢并不明朗。他靠個人收入輕 松買房，已經越來越遙遠。
這幾年，中移動總公司也不是鐵板一塊了，開始有人員外流。那些等不到升職加薪的年輕人，開始失去耐心。“每年有十幾人辭職去那些收入更高的公司。我認識一個人，工作四年，每年都比別人做更多工作。但是升不了職，走了。”
但更多的人留下來，“擠破頭想進來”。
每年各省公司翹首以盼的就是總部的一個機會。那些你見到在中移動大廈里工作了幾年，仍然沒有等到正式的編制的同齡人，熱切渴望一個編制上的空缺。
這里不完美，但是王林知道，相對別的地方，他所在的仍然是一個極具魅力的堡壘。
回家的誘惑
回到濱州，暫時沒有活干，距離自己四年前制定的五年規劃，武征覺得手里沒有籌碼去實 現。回家，是個誘惑，更是個糾結。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山東報道
武征曾經是一個“大城市成就人生夢想”的典型代表，他 勤奮，能吃苦，有明確的人生規劃。
但是，一切都在2008年的春節改變了。
和往年一樣，武征從北京回到山東濱州老家過年。他在外打拼整四年了，回家是對自己最 豐厚的犒賞。四年前，他大學畢業時，給自己做了個五年規劃，“五年賺到100萬。”
距離畢業五年，只有一年了，他手里只 有十六七萬。
老父親希望他回到濱州老家。
這是一個三線城市，沒有火車站，也沒有他所從事的行業 ——貸款帶包軟件開發。
但是，人生就這么突然轉彎了。老父親的一番話和妻子的期望，讓 他最后最終決定回家。
在北京，他可以每年有十幾萬的收入，回到濱州還能保障這個收入水平么？從一個三線城 市從新開始，意味著什么？
他來不及想這些了，他說，“我就是硬著 頭皮回來了。”
曾經壯懷激烈
往前推8年，武征第一次遠足。
2001年，他考取了重慶通訊學院，這是一所軍 校，武征作為軍校招收的地方生被錄取。地方生的特點是，和國家統招軍校生一樣接受完全的軍事化學習，但是不能享受國家包分配服務軍隊的待遇。
武征在學校里是先進分子，進校第一年就入黨，當著不大不小的學生干部，時常對著上百 名學生講話。按照軍隊里的話說，他就是那種“政治合格，思想牢靠，技術過硬的好同志”。他一心想“鍛煉自己，做點事。”大學里如此，畢業后也一樣。
2004年底，作為畢業實習，武征帶著5000塊錢跑到深圳，進了 “深圳恒泰豐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做貸款擔保軟件的公司。
生活和所有“漂族”一樣：早上兩塊錢買兩個餡餅，中午6塊錢買個盒飯，晚上四塊錢買四個餡餅……一間15平米的無窗小屋，倆人住，輪換睡地鋪。
心氣也和大部分“漂族”的心境一樣：吃苦沒什么，干出點事出來！
略有不同的是，他的人生規劃具體到了數字上：五年賺100萬。
家人對武征的這個選擇，頗有意見。按照家里的關系，如果畢業就回家，武征可以進建設 局下面的事業單位，安安穩穩，衣食不愁。
武征不愿過這種生活，公司老板的話更讓他興 奮：“和有錢人打交道，你也會變成有錢人！”
2004年，貸款擔保軟件還是個很前沿的行業， 交易的雙方也都是做民間借貸的老板們，是有錢的主，武征覺得自己找對了行。半年后完成實習，正式簽約為正式員工，開始做市場，拿提成。
為了能盡快成功，武征也想自己搞點買賣。
剛到深圳的一兩年，他發現，深圳很少有賣搓澡巾的。北方不過一塊錢的搓澡巾，在深圳 賣到三塊錢。武征像發現了新大陸，“利潤多大啊！”
最終，“搓澡巾致富的夢想”沒有實現，因為在公司經常出差，根本沒精力干點別的。
后來，他還和要好的朋友做過一個軟件公司，領域也是貸款擔保，每賣出一套軟件，利潤 就有好幾萬。和朋友的合作，是他的第一次創業實踐。但是，貸款擔保本來就是個前沿行業，給這個行業賣軟件，和一般的辦公軟件不一樣，普及率沒有那么高，所以難度不小。一年后，公司關門。武征說：“每人賺了十幾萬拉倒，不好干。而且，在大城市，人脈很難拉，小公司很難維持。”
在深圳三年，武征想過若干個“我想……”，腦子一直 沒有停下來，卻終究苦于沒有邁出那一步。
“一個人在外，不好弄。”端起一杯茶，送到嘴邊，沒喝，停了一下，他對記者補充說， “有時候沒方向。”
城市自閉癥
打拼兩三年，武征越來越發現，身邊很多人都得了一種怪病，自己也一樣，“下了班，就是回到租的屋子里，也沒有個人聊天。整個人經常很煩躁，煩了就去喝酒，越來越不喜歡交流，整個人很閉塞，有自閉傾向。”
他不稱住的地方是“家”，而是叫它“小屋子”。
武征發現，“同事們，朋友們，交往的目的性比較強，聊也聊不爽。”武征自己下了個結 論：“大城市的人節奏快，交流的時間短，閉塞。”
這個性格開朗的北方男人，曾經最喜歡替別 人排憂解難。在軍校里，他最高的職位當到區隊長，這是一個比模擬連連長還要高一級的職位，相當于普通大學里的院系學生會主席。但是，如今，他排解不了自己的孤獨漂泊感。
工資從2800漲到3400，年終獎從五萬到十萬，錢包在一點點鼓起來，他卻高興不起來。
他想起剛到公司面試時，總經理問他的話。
“你對自己有怎樣的規劃？”
“五年賺足100萬。”
“在這個公司，五年不可能賺到100萬。”
“沒關系，經歷也是一種鍛煉。”
眼看時間到了2007年，武征還在自己的五年計劃上匍匐。2007年底，武征努力用這句“經歷也是一種鍛煉”安慰自己。同時，繼續用那句“和有錢人在一起，自己也會變成有錢人”來鼓舞自己。
和同事的聊天中，家是個渺茫的詞語。
在要么出差，要么和同事喝酒聊天的生活里，愛情也離 他越來越遠。
到深圳一年后，他和女友分手了。武征說，這個行當的人很少30歲前結婚。“自己出差多，沒人給我介紹女朋友。在外面，個人管個人。那時候婚戀網站基本沒有，再說，我也不精通網絡。”
單身兩年后，武征和在老家自己以前一位高中女同學聯系越來越密切。那是他高中一個 “死黨”，倆人知根知底，他曾對她開玩笑說，“到時候還沒嫁出去，我就收了你。”
玩笑就這么成了真。一年的電話聯系后，2007年底，兩人結婚。
雖然不能生活在一起，但“心靈就像有了港灣，踏實。”
到北京去大干一場
2007年中，武征做了北京分公司市場部的經 理。
從深圳到北京，從一個大城市，到了一個更大的城市，武征有自己的夢想：在北京大干一 場！
到北京負責北方市場，是武征自己提出來的要求。他的考慮是：公司在北京的市場還是 零，潛力大，能有幾個大手筆。其次，以北京為中心，把北方市場都接過來，擴大自己的管理范圍，當然就距離自己的五年夢想更近一點。當然，他也有私心，離家近了。至少，回山東濱州的家看看家人更方便了。
公司給定的目標是每年四百多萬的任務量，憑著三年多南征北戰打市場的經驗，武征覺 得，“很簡單”。
之所以這么樂觀，他曾分析地很清楚：北京市場市場大，盡管有很多競爭對手，但是市場對行業的認知度高，更容易讓人接受；其次，自己在過去三年的打拼中，把內蒙、東北的市場做的不錯，自己又是北方漢子，能喝酒，會交際，有經驗，不愁打交道。
這股子拼勁，讓武征在最初的日子不覺得辛苦。頭三個月，公司沒安排好住處，他也為了省錢就睡辦公室的沙發，或者花58塊錢到洗浴中心，“有吃有喝，還能睡一晚上。很劃算。”
有一次，他去吉林催討款項。 熬了半個月后，客戶在給他的送行飯桌上，指著一杯白酒，一杯紅酒和一杯啤酒說，喝酒就給錢。武征記不清楚每一杯代表給多少錢了，只知道自己從下午五點半的六點半喝了一斤白酒，兩瓶紅酒和八瓶啤酒。然后趕上晚上7點的火車，一上車，他就沖進廁所里狂吐。
第二天，火車到站，同事從火車的廁所里把他拽出來送回家。
即使這么拼，北方市場也越來越難做。武征低估了競爭的慘烈，特別是央企下屬的貸款擔保公司的絕對殺傷力。
家，激發了他最柔軟的地方。
一處已經看好的房子，位于北京西南五環附近的一個 小區，但最終沒有付錢。
回家的糾結他開始覺得400萬是個沉重的壓力，干勁變成了越來越多的抱怨：“皇城根下，我誰也不認識，根本聯系不到天皇老子在哪……沒資源，一個央企單位就把自己所有努力都泡湯……一天就 干一件事情，北京太大了，效率太低了。
武征的一個同事住在通州，上班要兩個小時，看著他疲憊地趕時 間，武征心里開始有一絲悸動。
坐在記者對面，武征后仰著身子，說到這里，聲音放緩了一個步調，“以前就這樣，一面 是下班回到家，自己在一個小屋子，另一面，就是跑市場，拼了命的打拼。一個電腦，一個旅行箱，一年200天，四處是家，四處無家。”
這個身材微胖的北方男人，酒量和他的肚子一樣大，心卻很柔軟， “憐憫心強，容不得別人委屈。”
2008年春節回家，老父親終于開口了： “不管怎么樣，在家能養著你，能讓你吃上飯。”
聽完這話，武征說，“酸，心里真酸！”這種家庭的溫度，讓自己招架不住。
妻子也希望他留在家里，穩穩當當的過日子，一切都好。他決定回家了。
在送行晚會上，老板扔出了氣話，“小武，你小子到哪里都干不出 來！”
武征說：“這句話夠狠，但是是氣話，能理解，我心里也有 不甘，但是回家的心意已定。”
2008年3月，在外拼搏四年，武征帶著十六七萬元的存款，回到濱州。這是一個三線城市，或者干脆說是四線城市，沒有火車站，更像個縣城。
回到老家，27歲的武征，一下子從“小武”變成了“老武”。在家里，這個年紀的男人應該是上 有老，下有小，穩定為上。
回來干什么？
“我硬著頭皮回來的。回家了總得找個活干，養活自己。”至于要做什么，武征也沒想好。每 天跑來跑去，尋出路。一種從新開始的茫然和不甘纏著他。
家人偶爾提起來舊事，“怎么不早回來。現在事業單位也進不去 了。”
連續8個月，他沒有活干。那段時間，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什么是“糾結”。
如今，坐在記者對面，武征故意拉長了聲音，用力重復“糾——結啊！”一口清茶咽下 去，他繼續嘟囔了一句，“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糾結，那段時間就是這個詞形容我的心情，太貼切了。”
偶爾，武征和在北京的同事們打電話，問過的怎么樣。同事說：“還那樣。”武征明天什么叫“那還樣”，那是他曾經習以為常的生活狀態：緊張的節奏，自閉的生活，沒有家庭，沒有發 財……
2008年，閑了8個月的武征，和原公司達成溝通：在濱州注冊一個分公司，自己跑市場，從頭干起。最初的啟動資金，是找當地的朋友幫忙弄到的。2009年，他成立了一個擔保公司。時來運轉，武征在畢業五年的尾巴上，真的賺到了100萬。
武征的生活變了，他在準備要孩子，平日找好吃 的地方，找能發財項目。他還會糾結，是在某件具體的事情上，但是不迷茫和漂泊了。曾經不甘的情緒，已經在每天的觥籌交錯中消散了。
起身離開時，他忽然問我，“生活在北京，你糾結過么？”
一個工科生的就業選擇題
按父親的觀念，進入國企，跟著國家吃飯，那是穩定和光榮的事情。
文 / 陳俊宇
1987年出生的李日輝，進入人生的第二個年輪，開始相信關于本命年的種種說法。今年，即將大學畢業的他，面臨著邁向社會的第一次抉擇。
4月13日上午，李日輝接到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比亞迪）的電話：面試通過。這距離他簽約中國南車南京鋪鎮汽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車南京），剛好五個月。
一邊是待遇優厚的民營企業，一邊是工作穩定的國有企業，到底該如何選擇，他在心中已經權衡了無數次。
金田少年的糾結
2007年9月，20歲出頭的李日輝獨自一人從家鄉廣西來到北京，2700多公里，他一直記得這個數字。從此，他開始了四年大學生涯，在北京交通大學這個工科為主的學校，學著喜歡的專業：機械工程及自動化。
李日輝出生在廣西金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上有哥哥下有妹妹，都已早早工作。金田，160年前太平天國運動發端之地。起義軍留下的大宅院，已經被改建成留守兒童之家，歷史的痕跡已然模糊。當年，農民起義軍定都“天京”，即為南京。如今，這極有可能成為李日輝畢業后工作生活的城市。
2010年11月12日，李日輝簽約南車南京，成為班中第三個簽約的學生。中國南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南車）這家“中”字頭的大型國有企業，2010年在北京交通大學接收了57名本科生，僅次于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94名）和北京鐵路局（60名）。簽約前，他曾向在中國南車工作的學長打聽信息，關于薪酬待遇。戶口落在南京，國有企業編制，這些已和南京南車的招聘人員談好。
找工作期間，李日輝和在上海工作了5年的堂姐有過深入交流。同濟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堂姐，充當了他生活的導師。“堂姐列了選擇工作的四點因素：發展空間如何；家鄉文化與工作城市的文化是否相符；與家人以及女朋友的距離；工作城市生活的穩定性”。
按第三點因素考慮，簽約南車南京“并沒有達到去廣東的最終目的”。李日輝的女朋友在廣州某大學讀書，還有兩年才畢業。去南方，去廣東，成為了他擇業時的首要因素。
今年3月14日，中國南車與廣東省簽訂合作協議：在江門市建立南車項目核心園區，這將成為中國軌道機車最大的出口基地。對李日輝而言，留在中國南車并且能去廣東，江門無疑是最佳選擇。但南車南京給出的答復是：去江門可以，必須在南京培訓兩年。
“不知道兩年內會發生什么事情，薪酬待遇相比同學找到的單位偏低”，李日輝決定將南車南京作為保底，春節后回到北京的他開始尋找新的機會。
然而，他并“不敢太投入地去找新工作”，謹慎違約是學校就業指導中心一再強調的事情，再者4月8日后學院也才會辦理違約事宜。
3月份，李日輝僅參加了某汽車公司的面試，但遲遲沒有等來答復。之后，他才向比亞迪投出簡歷。清明節假期結束后，接到筆試通知，4月11日參加面試，4月13日被告知面試通過。
他的人人網狀態隨即改為：糾結，比亞迪，要不要去？
做大的蛋糕
2009年，北京交通大學被教育部評為“50所典型就業院校”。學校招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王化深介紹，“所謂典型，一是就業率高；二是就業服務體系完善”。
王化深告訴本刊記者，不同層次的學校對就業率的態度不一樣，北交大奉行“穩定就業率，提高就業力”的宗旨，以簽約率為衡量標準，就業率并不存在問題。負責班級就業工作的李日輝對這一說法并不陌生。
李日輝所在的班級有31名學生，5人保研，5人考研，4個國防生（“2不考研的話，也不愁工作”），還有3人選擇出國。剩下的14人中，2010年年底已有10人找到工作，其中8人分別簽約中國南車、北京鐵路局、北京地鐵以及國內某知名汽車公司；一人簽約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這家民營企業在2007年位列中國電子百強第四位；還有一人與江蘇昆山某外企簽訂工作合約，放棄了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廣核）遞來的橄欖枝。“他覺得外企更刺激，更有活力”，李日輝微微一笑，“國企或外企，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理由”。
2008年9月15日，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拉開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序幕。中國經濟同樣受到沖擊，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對此王化深有著自己的看法：“2008和2009屆畢業生，雖然就業總體進程比較緩慢，特別是理科、文科這些‘軟學科’，但工科就業很快，優勢學科在就業上還比較挑剔。”
與文科生鮮有接觸的李日輝認為，“學校這么棒，正牌的交通大學，怎么會愁工作呢？” “來學校招聘的單位，只要是對口專業，能拿到畢業證就可以簽到工作”，經歷過學校招聘會的李日輝有這樣的感觸。毫無疑問，這一情況更符合他這樣的工科生。
北交大2011屆畢業生包括3500多名的本科生、約2800名研究畢業生、400名左右專科生。王化深介紹，截止到2011年4月初，拿走三方協議的人數占到60%，三方協議返回學校的比率超過40%，“這個數據比較正常，好于2010年同期”。
2010年10至11月，參加北交大校園招聘會的企業上千家，超過往年的全年總數。王化深在負責學生就業崗位上待了至少五年，他一直喜歡對學生講：“你們找個工作沒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蛋糕做大，把企業請進來，給予你們更多的機會，盡量達到職業目標。”
李日輝就在11月份的招聘會上簽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大型國企，專業對口，“高中同學聽說我簽了國企，即使他們現在的工資不錯，但都挺羨慕的”。
工科生就業趨勢
吃過午飯，夏懷鵬會去單位外的小公園溜達一圈，這是他工作這些年養成的習慣。剛到三十歲的他，在外人眼中實實在在是“三十而立”，擁有一份國企的穩定工作，在北京有房有車。
2007年3月，夏懷鵬從北交大畢業，6年半的時光都在這所學校度過。同門低年級研究生會尊稱他為“大師兄”，理由很簡單：他是土木工程專業張勇副教授的第一個研究生。四年過后，“大師兄”已經成為中冶建筑研究總院（以下簡稱中冶集團）的一名工程師。
為了留在北京，夏懷鵬放棄了廣東某大型房地產企業，“違約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夏懷鵬對當時的情景大多忘記。“父母認為離家太遠”，事實上，從家鄉寧夏省隆德縣到北京同樣很遠。曾在廣東東莞待過半個月的他，覺得“不適應當地的生活”。放棄的理由如此簡單。
“當時不會有民營企業工作不穩定這類想法”，這一點夏懷鵬確信無疑。因為在東莞做項目時認識了中冶集團的某工程師，違約后的夏懷鵬得以在這家國企實習，并于2007年1月順利簽約。
2004年7月，夏懷鵬成為高校擴招后的第二批本科畢業生，“那時候經濟態勢很好，工作比較好找”。他所在的班級中，三分之一同學選擇繼續讀書，剩下的都已就業，“大多去了設計院、研究院、房地產公司、公益組織等等，在各行各業都有”。
即使2007年研究生畢業，他依然覺得“工作穩定性無所謂，找到那兒好，就去那里”。李日輝面對工作時的多重考慮，并沒有出現在夏懷鵬身上，“待遇不錯，前景還好，能留在北京就可以了”。即使進入工作穩定的國企，在夏懷鵬父母眼中也沒什么概念，“工作就是為了生活，我滿意他們就滿意”。
然而，北交大畢業生選擇穩定性高的國企、事業單位的現象日漸明顯。王化深坦陳，“進入國企、事業單位工作的畢業生已經占到了70%以上，這一比例還在逐年增長”。在“北交大2010屆畢業生就業統計分析”報告中有一組更具體的數字：研究生簽約國有企業的人數占總人數的57.72%，簽約科研單位占15.47%，簽約教育單位7.73%，去往三資企業、民營企業、黨政機關、部隊等的比例總和僅為19.08%。
此外，在“就業統計分析”僅列出的20家本科生簽約單位中，除比亞迪外的19家國有企業共接收531名畢業生，約占選擇就業學生總數的40%。該分析報告得出結論：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都更傾向于選擇國有企業。
細分本科生和研究生簽約的國有企業就會發現，北交大畢業生主要集中在鐵路、地鐵、航空、客車、土木建筑等領域。王化深說：“這叫對路子，學校專業與社會發展相吻合。”在遭遇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出臺4萬億經濟復蘇計劃，其中，鐵路投資將超過萬億元，公路投資規模每年將超過1萬億元。分析報告稱：國家施行大興土木，除了橋梁、隧道、道路與鐵道等專業人才需求量較大外，與基建相關的很多行業也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而國家所需求的人才，大多集中為工科學生。
王化深做出判斷，“北交大畢業生進入國企、科研等事業單位的趨勢會一直保持。”
北交大的簡介中有這樣一段話：“百余年來，學校成為培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信息、交通建設高水平、高層次人才，解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鐵路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重大技術與政策問題的重要基地。”工科生的就業趨勢成為這句話的最好注解。
傾斜的天枰
2010年10月開始，一部叫《老男孩》的網絡劇異常火爆。看過影片的李日輝讀出了“一股悲憤之情”：主人公遭遇現實的打磨，不再有當年的理想和激情。還未涉足世事的他，正憧憬著進入社會，篤信“是金子到哪里都會發光”。
李日輝和高他兩屆的班級輔導員關系要好，輔導員離開北京南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李日輝陪著他在宿舍樓下聊天。他對當時的談話記憶猶新，“輔導員告訴我無論做什么選擇，都不要忘記當初的理想。所以，我會堅持心中的信念。”
而他的理想始終繞不過現實生活，“給父母一個安逸的晚年，給下一代好的成長環境，讓愛人不要太辛苦，自己付出多一點沒關系”。
在同齡人中略顯成熟的他，在本命年開始謀劃起自己的人生道路。
比亞迪的面試通過后，李日輝發來短信：“可能會放棄比亞迪，南車南京待遇還行，發展空間也大。”模糊的詞匯卻透露出內心的糾結。
面試時，比亞迪開出的條件不失誘惑：可以落戶深圳郊區；工作滿一年，認購企業自建房，每平2500到3500元不等，同時買公司的車零首付。按此來算，“工作五年那就是小康生活了”。
李日輝為此咨詢一位長輩，“她覺得比亞迪是一個民營企業，穩定性不強，以后的發展肯定會有局限性。”他把這一建議放在了心里。此外，互聯網上關于比亞迪的負面信息，同樣讓他心起疙瘩。
平衡被打破，天枰開始傾斜。
李日輝講起同專業一位女研究生的故事：“她本來可以拿到一個起薪8000元的外企職位，但她最終還是選擇中國南車，轉正后6000元。當時她的理由是，工作穩定，生活規律。”
職業穩定，這個隱藏于眾多理由背后的因素開始凸顯。此前，5名南開大學本科三年級學生組成課題組，對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14所院校的1416名2011屆本科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該調查發現，58.66%的受訪者把“工作穩定程度”作為就業時首先考慮的因素。
“年輕人自由發展，還是尋求穩定工作，這都是個人選擇”，李日輝的理由并沒漏洞。
他告訴本刊記者：“按我父親的觀念，進入國企，跟著國家吃飯，那是穩定和光榮的事情。”不過他也坦言，“父母畢竟都是農民，他們的建議有局限性，還是得自己做主。”
當初高考，李日輝在生源地28萬考生中排名第1000名。說到這里，他臉上露出欣喜表情，隨即自嘲了一句，“如果不找一個好點的工作，感覺對不起我當初的努力。”他在乎鄉里鄉親和家鄉朋友的羨慕眼光，而這都基于一份國有企業的工作。
他試圖找到更多的理由說服自己，“如果在南京一直做下去應該還不錯的，我們學機械的，干的越多，經驗越多，就越值錢。”與此同時，李日輝認為國企的規律生活有助于對個人成長，“我不覺得穩定的生活會讓激情熄滅，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不斷學習，去那里都有發展空間，何況在國企還有很好的保障”。
看似兩難的選擇題，幾經權衡，他心中或許已經有了答案。
他再次強調：“我會對自己負責，即使不去南車南京，這也怨不了誰。”
我們的八十年代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高鐵博說，這是最契合他大學時心境的一首詩。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中國走出陰霾，時代嘎吱作響地為年輕的人們開了一道縫。命運的行蹤，不再無法掌握。
革舊鼎新之際，兩位大學畢業生各自決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行程。西行、南下，選擇不同，卻都詮釋了一代青年的積極和灑脫。
夢的起航
在考上清華大學經濟管理系研究生前，余昌民的一個心結一直沒有解開。
1966年的一天，正在清華大學電機系讀大二的余昌民，在一次體育課 上，親眼看見一大批學生趕赴北大——去看大字報。“文革”就這樣悄然降臨。
史無前例的運動中，讀書成為了奢望。六年制的學業被“斗批改”、“接受再教育”沖擊的七零八落。1970年2月，在凄涼的心境中，余昌民最后望了一眼學校大禮堂，便作為 “舊教育的殘渣余孽”黯然離校。他記得，當時大家根本還沒上過專業課。
乘著一趟南下的列車，余昌民被分配到家鄉的武漢冶金設備公司，當上了一名產業工人。“我進這個工廠時，越走越荒涼，我最后穿過一個河塘，心里晦暗極了，我當時想我生是這個廠的人，死是這個廠的鬼了。”至于“人生”、“前途”，無從談起。
他心中始終有一個結。“雖然大家喊我大學生，但我心里總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完整的大學生。”為此，他還多次打聽母校是否還有回爐班。時間一晃，就是八個春 秋。
1978年，機會來了。
這一年，國家開始重新招考研究生。對于被耽誤了近十年時間的余昌民來說，那些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突然擺在眼前，“唯一感覺就是末班車，趕上了人生就改 變了，趕不上就完了。”已在武漢成家的他準備考當地的華中工學院。
把荒廢已久的功課撿起來，艱苦難以想象。英文忘干凈了，俄語又用不上，余昌民便自修日語；六公分厚、大開本的工科教材，“像啃磚頭一樣啃下來”。宿舍里經 常停電，就留在車間里復習，夏天太熱，就讓吊扇呼呼直吹，冬天太冷，就把火爐燒旺一點，唯有復習之勤奮，不分寒暑。一年下來，他的學業已大有起色。
此時，余昌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信，寄信人是自己當年的大學同學姜彥福。在這封充滿了殷切期待的信中，姜彥福力勸老同學報考自己正在籌備的清華經管系，他這樣描述道：“這門科學是真科學自不待言，以其深度和廣度也是一般人所不知的，我深信，它的影響和作用要比一般學科更深遠。”
余昌民被說動了。
1979年，第二年研究生招考，余昌民以優異成績重返清華，成為了首屆經濟管理系研究生。這個系在幾年后，變成了赫赫有名的清華經管學院。余昌民的理想有驚無險地起航，此時的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同時，在天津靜海，另一位青年的理想剛剛開始發酵。只不過，命運對他顯得有些荒謬。
解放與回歸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盡管“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但畢竟為選擇不多的青年人改變命運提供了機會。在那以 后，沒黑沒白，近乎著魔地學習、復習，幾乎就是高鐵博大學之前的全部生活。
只是，與目標明確的余昌民相比，身在農村的高鐵博對 自己將來的學校、人生規劃，根本不敢多想。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全班同學不論報考的學校還是院系，均由班主任代為填報。志愿表，高鐵博連見都沒見到。
1982年，高考成績揭榜，17歲的高鐵博考入天津師范大學政教系。然而，眼界稍開，高鐵博頓時驚呆了——自己的成績分明比北京政 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還高了幾十分。中學班主任的“好心代辦”，帶給他一個并不滿意的學校及專業。
“我內心的叛逆堅定起來，我渴望自由，決定不再盲從屈從，而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高鐵博最深切的體會。
為此，高鐵博除了每天不得不上的三兩節專業課，幾乎都泡在了圖書館，饕餮般地借書讀書。當時，他身兼系學生會的學習部部長，大學前兩年的成績未出過前三名。
由于打小喜歡文學，高鐵博加入了當時剛剛組建的文學社團——“走廊詩社”。那時，伴隨傷痕文學、新詩潮的興起，校園文學氣氛漸濃。高鐵博至今懷念，詩社的 一群骨干夜晚小酌后， 在學校花園縱情歌詠，“好像不服李白的歲月”。
“ 那時，若有人往人流中丟粒石子，哎呀的那人不是作家就是詩 人。”他回憶道，當時最契合自己心境的一首詩，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作品：“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伴隨著人性的解放，整個社會回歸理性。
1980年，余昌民被幸運地選中，成為清華經管系唯一一個赴日研修生。臨行，一位老師拜托他找到日本某位全面質量管理專家，討教一個問題。誰知，到了日本企業一問，竟然沒人認識這個“著名專家”——每個公司，都擁有針對自己的一套成熟管理模式，而非全民信奉一尊 神。
“什么方法真正合適，不在于誰有什么背景什么權力，而在便于操作和實施的原則。” 余昌民感嘆，通過在國外的學習，“我們最初明白的道理其實是常 識。”
回到國內，補齊學分，余昌民交上的一篇畢業論文與眾不同，主題是“企業素質的改善”。
他笑道，清華作為一所突出工科特點的學校，畢業論文要通過的話，有一個訣竅是引用很多參考書，西文越多越好，還要有很多數學公式，弄得導師和評審人都不一定能懂。而對于這個論文題目，他的導師很有意見。
但是，余昌民已經感覺到，中國的問題不在于這些公式多寡與對錯，而在于工廠的體制，進一步說，“怎么調動人的積極性。”
事實上，時代已經潛移默化地調動起了那一代青年的激情。
南遷
北京乎？深圳乎？
1982年，即將從清華經管系畢業的余昌民，開始思索分配到哪去的問題。
這原本并不是一個問題。當時，經濟管理學院籌備在即，作為學校著力培養的精英，留在學院任教，可謂“天經地義”。但是，一個消息的傳來，撩撥起余昌民的心 弦。
那一年，大學畢業分配的原則定為“哪來哪去，不造成新的兩地分居。”對于余昌民這樣的學生，這個原則無疑顯得很人性化，畢竟，與家人分居的時間已經太久 了。
好不容易培養的師資面臨流失，系領導心急如焚地向余昌民提出“妻子借調，孩子借讀，住房借用”的三借政策，清華實在太想把他留下了。
系里推薦的另一個備選，是去國家經委，不僅解決戶口，還可以進國家機要部門。余昌民為此事聯系了國家經委經濟管理研究所副所長潘承烈，很快便收到熱情的回信：“能來經委，十分歡迎。”
就在此時，余昌民在宿舍與同學一次聊天中，第一次聽 到了“蛇口”的名字。“那里是經濟特區，你去挺合適。”老同學如是說。“沒有包袱，沒有顧慮，沒有條條框框，沒有疲塌和說風涼話的人……”余昌民一時怦然心動。
反對的聲音很快出現，有的同學說那里是“蠻荒之地”，還有人說，學廣東話相當于學一門外語。有的人也想去闖闖，但是考慮孩子以后留在清華上學的問題，還是 “不冒這個險了”。
猶豫再三，余昌民決定，找蛇口工業區的開創者袁庚談 談。
1982年12月的一天，吃過晚飯，余昌民騎車前往西苑，拜會正在北京開會的袁庚。
兩人一見如故。余昌民后來回憶道，袁庚特別喜歡談美國，而他卻言必稱日本，二人談得興味盎然。“袁庚當時就打電話給蛇口說了我的事。”余昌民回憶道，“工 資待遇多少，住房條件多少我一概沒有要求，事業干好了，這些水漲船高。”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全家可以在蛇口團聚。
“去國家經委，那是個大機關，我即使在學校，可能就講那些虛的東西。”余昌民說，袁庚開放的思想，平易近人的態度，讓他覺得自己到這里是能有所作為的。
校方試圖做最后的努力。1983年初，袁庚邀請清華校長劉達南下考察蛇口。學校特意指定余昌民 陪同，實際上，寄希望于校長對余昌民留下印象，親自出馬留人。
不過，人最終沒能留下。回到北京，余昌民鼓足勇氣，給系領導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前往蛇口的意愿。“人在關鍵的時候就不能猶豫不能退縮，這一退縮是千差萬 別，關鍵的時候努力一把，與放棄了結果相差很大。”
幾天后，他得到了校方同意的批復。臨行前看望校長，劉達轉送給他一封袁庚來函，“清華失一小余，無妨大局，蛇口得之，如虎添翼。”
1983年夏天，余昌民舉家遷往蛇口工業區。家中最值錢的幾大件：一張床，幾個柜子，一個書架，一輛自行車，全部用火車運過來。初到時，一家四口人住過一間房，也在別人家里寄宿過幾天，直到一批新房子下來，才開始住上三室一廳。
八十年代，余昌民歷任蛇口工業區企業管理室主任、發展研究室主任，是為袁庚左膀右臂。
余昌民已經抵達了改革開放前沿的橋頭堡，而高鐵博則把目光投向了偏遠落后的邊疆。
西行
1984年，正在讀大二的高鐵博萌發了畢業后“闖天下”的想法。“我自己的路自己選、自己走！”按照他的設 計，第一步就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做一個行吟詩人，先走遍中國的邊邊角角。
一開始，外系的一位好友勸他打消這個念頭，因為這想 法實在太過另類。后來見他態度堅決，便介紹他認識了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甘肅同學。
據高鐵博回憶，當時國家正在內部醞釀設立三峽省，以水利部為主力的籌備辦設在北京玉淵潭公園，這位甘肅同學就是籌備辦掛過號的“老人”，很快，他把高鐵博 也介紹給籌備辦，兩人瞄準的目標，是將來的《三峽日報》。
此后，高鐵博周末基本奔波在京津之間。然而，幾個月后，兩人如約來到籌備處一位老大姐的辦公室，關好門，老大姐拿出一份文件舉到他們面前說：“不能拿，只 能看，看前面一點就行了。”文件上，是一個令二人傻眼的消息：三峽省“下馬”了！
三峽省沒了，高鐵博將目標改為新疆。他說，自己喜歡新疆人的淳樸與豪爽，喜歡綠洲、戈壁、沙漠、冰山。
正式提出支邊申請后，系領導和班主任向他傳達了學校的意見：首先，國家并沒有給天津分配支援新疆的任務，第二，“現在哪里都搶著要大學生，我們自己培養的 大學生怎么能隨便給外地呢？”，校方希望高鐵博安心等待將來的統一分配。
高鐵博隨即提筆，給時任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寫了一封信，再次闡述了自己去新疆工作愿望。他做好了這封信石沉大海的準備，但“哪怕私奔，我也要去新疆！”私 下里，他通過一位師友，自己聯系了烏魯木齊晚報的工作。
兩個月后，高鐵博得到消息，李鵬辦公室已經給天津市高教局做出批示，同意其支邊請求，學校也不得不同意。隨后，烏魯木齊晚報在最快時間內為他爭取到分配指標。
最后一關，是家長的簽字同意。
高鐵博回憶，去新疆的事，他事先未和父母仔細商量過，當他突然把此事攤開在父親面前時，父親“暴怒并當著學校代表表態：一，堅決不同意；二，我要走必須先 脫離父子關系！”最終，還是高鐵博的姐姐瞞著父親，為弟弟代簽了字。
支邊新疆已定，學校為高鐵博草草舉行了歡送儀式。
1986年7月，高鐵博從北京火車站乘車奔赴新疆。站臺上，面對哭成淚人的戀人，高鐵博重重地吻了她，喊出：“我 愛你，等著我！”轉身撲上了緩緩啟動的列車。
然而，時間、空間的距離，令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
來到烏魯木齊晚報，高鐵博迅速成為有資格寫通稿的記者，陸續推出了一些重磅報道，在新疆的九年工作，業績斐然。
走出沉浮
時代的車輪駛入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大潮裹挾著中國滾滾向前。
余昌民并不適應新時代的蛇口，他發現這個當初心目中的理想國，變得更加功利、精明，仿佛由“靈境又回歸了凡俗”，“人的養成和培育已經退化成為一個純粹的公司了”
1994年，他交接了總經理助理的工作，隨即請纓管理和開拓蛇口的文化，然而，這項工作，比他想象的要艱難。
很多年后，他在博客上寫道“當蛇口開始對文化設施的建設投入加計利息、對文化的運作要求利潤的時候；當與俄羅斯的音樂合作計劃受到嘲笑的時候；當大劇院添置售票電腦備受指責的時候；當把兒童組畫《二十一世紀的蛇口》送往總部新廈多媒體會議室遭到冷遇的時候；當千人干部大會結束后漫然散去、對特意準備的國際 獲獎精品電影《黑駿馬》不聞不顧的時候……耳邊一個聲音說：‘你可以放棄蛇口了。’”
1998年，余昌民辭去蛇口工業區的職務，成為深圳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如今，未完成的蛇口，成為已經退休的他，時常唏噓不已的舊夢。
同樣九十年代末，東南沿海開放城市引進有成熟經驗的人才，高鐵博從新疆舉家遷往廈門。一來，這里做事的環境更好，另外，也有助于孩子未來發展。如今，他已經是當地一家報紙的編委。
環境變了，很多當年的理想者們也開始調試過去的選擇，變得更加務實。但是，高鐵博說，他對當年的決定并不后悔。“無論幸福還是痛苦，都是我的人生財富。”
“物可塑身而不能塑心。理想色彩可以淡化，人品德性決不能淡化。”這是他始終堅信的理念。
“當中國發生變化的時候，有一部分青年做出選擇，一部分沒有選擇；有一部分轉方向了，有的人堅持了。”余昌民對自己這一代人的評價，更加超然。
他說，他昨天剛剛去育才學校給外孫女報名——這是他的老伴當年執教過的地方。
此時的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老人。
青春激情高 選擇余地小
畢業生：王蒙
畢業時間：1950年
畢業學校：中央團校
我出生在1934年，是“30后”，我和同齡人的青春歲月是在1950年代度過的。當青春勃發的我們走向社會之時，也正是新生的中國豪情萬丈之時。
那個時候，所有的年輕人都處于昂揚興奮狀態，認為解放了，新中國成立了，從此好時候開始了，未來所有的一切——國家和 自己，都只會越來越好。于是，新中國建設需要我們做什么，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去做什么。
在這種信念和激情下，即將投身社會的青年人，想得最多的是——我要做好準備，為這個新生的國家做貢獻。
不過，與同齡人相比，我有比較獨特的經歷：十四歲加入地下的中國共產黨，十五歲退學當干部。真正以青年人的姿態走向社 會，是1950年5月我作為中央團校第二期學員畢業之后重新開始工 作。
正好在這個時候，蘇聯外文局出版了中文版的加里寧著的《論共產主義教育》。加里寧曾任蘇最高蘇維埃主席。他在書中提到 青年不但要愛學習先進文化知識，而且還要政治覺悟高，道德高尚、紀律嚴明、談吐優雅，甚至應該有健康的身體，如舞蹈演員辦美好的身材和優美的身姿。總之， 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應該是全面發展，而不是資本主義流水線對人的片面鑄造。
建國初期，國家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重點是大力發展經濟和基礎建設，尤其是重工業。我記得從德勝門往北就是北 京著名的大學區——分布著鋼鐵、石油、地質勘探、工業等蘇聯援建的八大院校。這些是當時全國青年學子都非常向往的學校。
那個時候，鋼鐵、石油、鋼鐵、地質勘探等和工業化有關的專業是青年學生首選的熱門專門。此外，工業管理專業也非常熱 門，中國人民大學就有這個專業。
能夠到最基層最一線為祖國挖礦藏采石油煉鋼鐵……是面臨畢業的青年學子最想做的事情。那個時候，報紙上整天宣傳報道的 就是這些青年人到邊疆去了，那些青年人到工地上去。
所有這些更加加深了青年學子對未來火熱生活的想象，從而忽視了對未來困難的考量。
事實上，1950年代青年人面臨的選擇非常少，不管學得多專業，準備得多全面，最終還是要服從組織分配——一句話，做什么都是革命建設的需要。青 年學子自我選擇的余地非常有限，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一切行動都要聽指揮，都需要服從整體的安排。
但是，那個時候，不管國家發出什么號召，青年人都會熱烈響應，而且堅信只要對國家發展有好處，就對自身發展也有好處。 面對艱苦卓絕的工作環境，也絕不會退縮，從不考慮自己得失，只是一味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激情。房子、車子……我們那一帶青年人頭腦中壓根就沒有這些，只 有有個可以放下幾塊板的地方睡覺就行，三塊板子往凳子上一鋪就是床。
從中央團校畢業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團市委，分配到第三區團工委，擔任中學部后又擔任組織部負責人。
我和身邊那些同樣年輕的同事一樣，成天想得是經過我們的努力，中華大地上到處都是健康、優美、整齊、火熱、聰明、高 尚、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指向哪里打向那里，戰則必勝、所向無敵的青年男女。
我們這些在黨政機關工作的人，在當時社會也備受尊敬，而且我們自視都頗高，但日常工作漸漸讓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 的總結和計劃，冗長與空洞的會議，缺乏創意新意的老化套話車轱轆話……我們多少還是有些羨慕那些能夠“戰斗在一線”的同齡人，對他們更為火熱的生活很向 往。
我記得，蘇聯作家安東諾夫寫的小說《第一個職務》很令我心潮澎湃。小說寫一個剛剛畢業的學建筑的女大學生尼娜，在巨大 的建筑工地上的艱難與勇敢，眼淚與歡笑，沉醉與沉靜。受這部小說的影響，我甚至打算報考大學去學建筑，要在建筑工地上獻出我的熱情和才能。
我被領導斷然拒絕。因為我當時沒有條件去學建筑煉鋼，我才想到就用自己的筆反映熱烈的生活，才會在19歲的時候，提起筆來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 萬歲》，在1956年創 作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本文由王蒙口述，本刊記者鄧艷玲整理）
只想戶口前面加個“非”
畢業生：金中一 畢業時間：1977年 畢業學校：海寧三中
我1977年7月在海寧三中高中畢業，時年15歲。雖說高中畢業，其實也只有上了九年學。那時毛主席說：“教 育要改革，學制要縮短”。我六歲上學，五年小學、兩年初中加兩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當于現在的初中學制。
畢業時對于自己的未來也有很多想法，當工人、教師、 畫家、科學家、新聞工作者等等，但是因為我是農村戶口，想得再好，也不過就是想想罷了，畢業后還得乖乖地回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城鎮戶口的同學有一部分作為知情下鄉插隊，與我們看 似相同；有一部分則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產隊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員們一起參加農業生產 勞動。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當時，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終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產隊，男勞動力最高10分，大多數是9.8分，有的會更少些；婦女最高7.5分，大多數7.3分。按我的工分數可以跟婦女一起干一些輕便農活，但由于我們隊 的土地處在滬杭公路兩側，常會遇到路過的同學。我又愛面子，怕同學看到和婦女一起干活笑話我，所以不管當時自己身體瘦弱，也跟男勞力一起干活。
跟男勞力干活，確實很累。當年我的體重還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糞、豬糞、羊糞，一口氣走1公里多。至今回想，也還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為高中生，當年也算是生 產隊里的知識分子，農忙季節也幫助會計做一些記記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條之類的輕便活。在這樣的狀態下，我有時也會忙中偷閑，到有報紙的人家看看報紙，關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過“跳龍門”，參加了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高考，不過是名落孫山。第二年，國家出新 政策，可以考高中中專，我也便報了名，當時想只要“戶口”前面能加上個“非”字就很滿足了。結果成績出來還是少了兩分。又因我非常喜歡地理，也想過去考地理專業，可誰知地理專業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學。我還報考過浙江美院，其實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來，我開始學著寫報道，發現身邊的好人好事，就寫 了寄給海寧縣廣播站、浙江日報。那時，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編輯部都會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費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時還贈送一些如何寫報道的參考書。由于寫稿多了，編輯部寄來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隊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會寫報道的年輕人。其實，頭一年多時間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單全部是“未用”。 但漸漸的，我的寫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報道上了《浙江日報》，我也成了海寧縣廣播站的特約通訊員。
因為編輯部的信函，使大隊干部發現了我這個“人 才”，我便有了到小學當幾天代課教師和掃盲夜校教師的機會。“雙搶”農忙時，我也會幫大隊出刊“雙搶戰報”。這看似小活兒，但一天可以賺十個工分，對當時 的我來說也算是高薪了。
還記得那一年，高中同學盧志明來找我與他合作販賣養 蠶用的竹匾，我當時想，這可是搞資本主義！我一個進步青年怎能做這些事情呢？那時我正在爭取當上中國最小的官——共青團分支部委員。現在回想起來，假如跟 著盧志明干了，也許蝕了老本，也許會像他一樣成為千萬富翁。
當初，在農村的同學畢業回家后，除個別學習成績特別 好的考取大學繼續讀書外，有關系的馬上進了社辦企業工作；沒有關系的就是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父親是工人或國家干部的可頂替父親進城工作，除此之外，要么有機會參軍去。
說起頂替，一些父親年歲也不大，只為兒子能進城安排 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適、多富有，都堅定地提前退休，讓位于兒女。
1980年，家里湊了800元“投資款”，讓我進了錢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廠，當上了社辦企業的一名工人。由于產銷渠道建立，企業一直沒有辦起來。第二年，公社又把我們重新分流到了錢塘江邊的公社造紙廠。后來，公社要一位搞村鎮建設規劃的人，領導 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調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為鄉政府，繼而鎮政府，我也就從此踏上了從政之路。
從政后由于崗位變換多、單位調動多，從事過共青團、 規劃、建設、土地、經營管理、司法、法律服務等30多個崗位。職務也從鄉政府的助理員、部門負責人、下派村支書到副鎮長、開發區副主任、主任、局長（包括援藏局長）、副縣級干部。
在這一過程當中也面臨了多次選擇的機會，但更多的還 是服從組織分配。
回顧卅年，年輕時想得太少思想不夠活躍，想得太多也 是不合實際的。一個人雖要有自己的遠大目標，但還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實事，抓住眼前的機遇。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做起。
幸運兒
畢業生：朱學東
畢業年代：1990s
畢業學校：中國人民大學
在我這一代人中，我也算得上是一個幸運的人。
大學牌子還算不錯。當年故鄉的鄉親跟老父親說，你家兒子大學畢業最起碼就是縣干部啊。
不過，真正幸運的，是我遇上了一個難以復制的時代。
與如今高校的功利主義和職業教育相比，周圍充溢的是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的精神。我相信是種子總會發芽。
那個時代畢業的學生，都是國家包分配的。
我的幾位師兄選擇去深圳和海南的時候，我驚訝于他們的勇氣。那個時候的深圳和海南，頗有孤懸天涯的感覺。
到我畢業的時候，1989年，國家開始試行雙向選擇。
我畢業前曾經給新華日報寫過一封自薦函，后來他們很客氣地給我回了信，婉拒了我。
后來我接受系里的推薦，到北京大興一個工科院校當一名馬列主義理論課教員。這多少與父母的期待有些距離，更遑論鄉親們 熱衷的傳說了。
當老師也是我的理想。但我終究沒有想到，這與自己想象中的相差何止千里！
也就是從我們畢業開始，大學畢業生必須下基層鍛煉一到兩年。我是在北京總后3209廠，干了半年，主要工作是給印刷機上紙、裝 訂、打包，及推紙筒，這與我學的哲學毫無關聯。這就是鍛煉。
我的不少同學，就是在下基層鍛煉時，孕育了愛情。后來我常常化用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來開那些同學的玩笑。
不過，我還是很幸運。我的工作是在89年4月之前已經確定的。我的許多同學，畢業時沒有工作，發回了原籍。在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我們同屆的北大中文系一位畢業生，他被媒體關注時，正在街上 賣豬肉。
很多人羨慕那個時候。他們不知道，國家一切都安排了，你沒有選擇。不過，也是從我們開始，在國家安排之外，另一個世界 漸漸浮現了。雖然，那里充滿了不確定性。
那個年代沒有互聯網，信息閉塞。雖然大興到城里并不遠，但只有兩路公交車。我每周總是騎著一輛26金獅，來回奔波于大興黃村和海淀之間，去城里 的同學那兒聊天，了解世界的變化。
也是這種鍛煉，讓我柔弱的體質漸漸變得強硬，意志也愈益堅強。90年夏天，我孤身騎車旅行，帶了條涼席和一張床單，一本書，是周作人的， 《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那一趟旅行，最遠的一天，早上從杭州西湖邊出發，沿著杭州灣，一路騎到了上海奉賢的南橋鎮，路上就將近200公里啊！
后來我常常感謝當年的這種艱苦的自我訓練，讓我遇到挑戰，總是有被動的勇氣和意志來應對。
當時的學校不像今天億萬富翁頻出，教授賣茶葉蛋的新聞正在社會發酵。我的同事們在黃村，賣起了螃蟹（從塘沽帶回的）， 餛飩和面條，而我，則在學院布告欄里，貼了張海報，出租圖書，美其名曰“千古文人俠客夢”。
除此之外，我還參加了書商組織的攢書，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古人的家教家訓之類，翻譯成現代漢語。為此，我還買了一套 詞源，當時可比我一個月工資還高啊。
書出版了好幾本，稿費卻在90年代末我早已認為不可能時拿到了。
當時我們最大的夢想，就是每天吃飯時，有份水煮肉就好了。
去年《蝸居》流行時，我很不以為然。誰一開始就擁有一切？我結婚的時候，是在黃村的郊區租了間平房啊，平常在學校的宿 舍里，也靠舍友不來住的恩典啊。
社會變化太快，很多需要時間實現的東西，一下子像壓縮餅干似的，壓到了一個層面上，少年、青年和中年的追求趨同了，這 是社會的病態。
黃村的日子困苦卻也安逸，但無法實現自我的感覺越來越強烈，離開的心越來越重。
我考過研究生，雖然專業分數很高，不過英語太差；想去報社，第一家找的是首鋼的一本《生產力研究》，后來終究未去；想 去光明日報，沒想到它衰落的如此之快。。。
我后來去了機關，雖然我對機關一無所知。不過，我又趕上了第一次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招考。在此之前，我已經在機關幫忙 了。幸運的是，我考的也還不錯。進了機關，自己努力，領導信任，同事尊重，一切順風順水，讓人羨慕。
當我選擇離開機關的時候，很多朋友很驚訝，直到今天，還會有人替我遺憾，我總是笑笑，回之以文章千古事，紗帽一時新。 用一位領導同志的話說，朱學東現在做的是正事。這讓我很開心。
后來我做過報紙，辦過雜志，干過公司，但每一次選擇，似乎都逆社會潮流。我曾專門寫過篇文章，談自己的背運。但無論怎 樣，我都沒有放棄與文字的交道。
每一次經歷，都讓我的人生有了更多的積淀，讓我有了新的進步。奮斗的激情，從來沒有在我身上失落過。
人過四十還有進步，多不易啊。
不放棄自己，不放棄理想，才能改變自己，影響周圍的人。
無論多渺小，把每一件能做的事做好，堅持下去，就一定會成為那只掀起滔天巨浪的蝴蝶。
這里什么都有，但沒有我的夢想
畢業生：潘采夫
畢業時間：1999年
畢業學校：鄭州大學
回頭一想，我畢業的時間已經是很遙遠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舊世紀，在我的記憶里，那時候的學生不為工作 發愁，他們不喜歡當公務員，最向往的職業是外企當白領，那時候考研不為避開就業，想進銀行就能進銀行，中石化和中移動還沒開始牛氣哄哄，我進了一家省級機關報。
作為新聞系的學生，進入那家報社，基本上是最好 的去處，所以他們招人時也挺顧盼自雄，那一年，他們宣布不要本地大學畢業的，清華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畢業生才行，只有廣告部要一個廣告學專業的，我是廣告學，于是我就混進了黨報廣告部的隊伍。
剛到報社的時候，常有同事問我認識誰誰誰，或者 送了多少錢。好吧，我誰也不認識，沒有錢我進來了。在廣告處的工作穩定，收入豐厚，我的體重一年之內飆升30斤。好像每月14號是發工資的日子，每到這一天，就有同學來單位看望我，多是工作還沒著落的，大家倒也不著急。我們在門口飯館吃一頓小雞燉蘑菇，再支援一點生活基金，那個飯館大家至今還在懷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卻也一覽無余。飯后，跟在 老同志們屁股后面，在那個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從食堂到辦公室是幾步，從辦公室到食堂也是幾步。我心里無由地多了許多恐慌，人生剛剛開始，怎么就像要結束了？
我就常散著步想，這是不是我喜歡的職業？興趣和工作哪個更重要？對于家境一般的我來說，成為省報正式干部的誘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結果。這里什么都有，但沒有我的夢想。我的興趣是做一名記者和專欄作家。在長達一年的思考過程中，我認定這種穩定的工作只能保我自己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卻不能給我 的生命增加意義。
一年過去了，轉正了，我辭職了。辭職后的半年， 我沒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間小房，后來房租給不起，跑了，房東是我一個同學。那半年多是看書的黃金時期，踢球，看書，半夜和報社同事吃大排檔，早晨從中午開始。也思考未來。有時一個星期不見一個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車的馬達聲成了我最親近的朋友。深夜是學習的好時節，但也是最容易被悲傷擊中的時候。 在享受讀書樂趣的同時，也總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懼包圍著。那個時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孫少平，與路遙并肩向艱辛與苦難的生活進軍，這種信念支撐我熬過了無數不眠之夜，甚至當我由于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間潮濕，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癬，我感覺，“我終于有點像路遙了。”
半年過去，電腦買了，生活費沒了，開始到處蹭飯吃了，好像蟄伏得也夠久了，我潛逃到了北京，看生活還能讓我經歷什么。結果，那一年我以無業游民的狀態結了婚，現在想起來，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沒問過這孩子咋沒工作，真是開明。到了中關村一家軟件公司做媒介部經理，成了白領，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產了。又去 一家小報社應聘，當廣告業務員，如果沒有業務提成，每個月是200元工資。兩個月后業務員不當了，開始干校對、記者、媒介研究人員、編輯等工作。
在那張小小的報紙，我這才算找到了職業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線，也發現了工作的樂趣，還有知遇之恩的領導。那以后的道路，無論是去財訊傳媒，還是新京 報，基本沒出現過大的航線偏移。
有篇小說叫《跳來跳去的女人》，我就是個跳來跳去的男人。從畢業到現在，已然干過10份工作，最短的兩個月，是做記者試用期沒通過，被新聞周刊辭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體條 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興趣，我愛不愛干，只要自己喜歡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興趣基本定型了，就以興趣作為人生的指南針，準沒錯。選擇工作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來就是一次難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邊走邊看的，不要只顧低頭趕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貪戀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當過不短時間的蟻族，也長期吃老婆軟飯，覺得當蟻族沒有什么可怕的。當然此時此刻，已不是彼時彼刻，那時候人才還有上升的渠道，年輕人心里還有希望，而現在上升的通道已嚴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權力感，這可能也是現在的畢業生找工作趨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還是想溫馨提示：太穩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還是多經歷，多選擇，給生命增加一些意義。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浪費了怪可惜。
這里什么都有，但沒有我的夢想
畢業生：潘采夫 畢業時間：1999年 畢業學校：鄭州大學
回頭一想，我畢業的時間已經是很遙遠的古代。1999年，仿佛是在舊世紀，在我的記憶里，那時候的學生不為工作發愁，他們不喜歡當公務員，最向往的職業是外企當白領，那時候考研不為避開就業，想進銀行就能進銀行，中石化和中移動還沒開始牛氣哄哄，我進了一家省級機關報。
作為新聞系的學生，進入那家報社，基本上是最好的去處，所以他們招人時也挺顧盼自雄，那一年，他們宣布不要本地大學畢業的，清華北大人大等名牌高校畢業生才行，只有廣告處要一個廣告學專業的，我是學廣告學的，于是我就混進了黨報廣告部的隊伍。
剛到報社的時候，常有同事問我認識誰誰誰，或者送了多少錢。好吧，我誰也不認識，沒有錢我進來了。在廣告處的工作穩定，收入豐厚，我的體重一年之內飆升30斤。好像每月14號是發工資的日子，每到這一天，就有同學來單位看望我，多是工作還沒著落的，大家倒也不著急。我們在門口飯館吃一頓小雞燉蘑菇，再支援一點生活基金，那個飯館大家至今還在懷念。
前程和人生一片明媚，卻也一覽無余。飯后，跟在老同志們屁股后面，在那個古老的大院里散步消食，從食堂到辦公室是幾步，從辦公室到食堂也是幾步。我心里無由地多了許多恐慌，人生剛剛開始，怎么就像要結束了？
我就常散著步想，這是不是我喜歡的職業？興趣和工作哪個更重要？對于家境一般的我來說，成為省報正式干部的誘惑是巨大的，也是父母盼望的好結果。這里什么都有，但沒有我的夢想。我的興趣是做一名記者和專欄作家。在長達一年的思考過程中，我認定這種穩定的工作只能保障我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卻不能給我的生命增加意義。
一年過去了，轉正了，我辭職了。辭職后的半年，我沒有找工作，而是租了一間小房，后來房租給不起，跑了，房東是我一個同學。那半年多是看書的黃金時期，踢球，看書，半夜和報社同事吃大排檔，早晨從中午開始。也思考未來。有時一個星期不見一個人，白天窗外的麻雀，夜晚汽車的馬達聲成了我最親近的朋友。深夜是學習的好時節，但也是最容易被悲傷擊中的時候。在享受讀書樂趣的同時，也總是被生存和未知的恐懼包圍著。那個時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孫少平，與路遙并肩向艱辛與苦難的生活進軍，這種信念支撐我熬過了無數不眠之夜，當我由于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加上房間潮濕，被被子捂起了一身癬，我感覺，“我終于有點像路遙了。”
半年過去，電腦買了，生活費沒了，開始到處蹭飯吃了，好像蟄伏得也夠久了，我潛逃到了北京，看生活還能讓我經歷什么。結果，那一年我以無業游民的狀態結了婚，現在想起來，岳父岳母大人一句也沒問過這孩子咋沒工作，真是開明。到了中關村一家軟件公司做媒介部經理，成了白領，挨踢人士，一年后公司破產了。又去一家小報社應聘，當廣告業務員，如果沒有業務提成，每個月是200元工資。兩個月后業務員不當了，開始干校對、記者、媒介研究人員、編輯等工作。
在那張小小的報紙，我這才算找到了職業的方向，校正了人生的路線，也發現了工作的樂趣，還有知遇之恩的領導。那以后的道路，無論是去財訊傳媒，還是新京報，基本沒出現過大的航線偏移。
有篇小說叫《跳來跳去的女人》，我就是個跳來跳去的男人。從畢業到現在，已然干過十份工作，最短的兩個月，是做記者試用期沒通過，被《新聞周刊》辭退了。我找工作一般不太想具體條件，而是是不是符合我的興趣，我愛不愛干，只要自己喜歡的，做好它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興趣基本定型了，就以興趣作為人生的指南針，準沒錯。選擇工作這事，跟旅行也差不多，生命本來就是一次難忘的旅行，旅途的美是需要邊走邊看的，不要只顧低頭趕路忘了方向，也最好不要因貪戀美景而徘徊不前。
我當過不短時間的蟻族，也長期吃過老婆軟飯，覺得當蟻族沒有什么可怕的。當然此時此刻，已不是彼時彼刻，那時候人才還有上升的渠道，年輕人心里還有希望，而現在上升的通道已嚴重淤塞。吃苦不可怕，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才是最可怕的。缺少安全感，崇拜權力感，這可能也是現在的畢業生找工作趨于功利化的原因吧。
但還是想溫馨提示：太穩定的工作，只能保障你平平安安地走向死亡，還是多經歷，多選擇，給生命增加一些意義。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浪費了怪可惜。
王興縱情向前
王興說，傳統行業創業好比登山，互聯網創業好比沖浪。山總在那里，你總有機會。但是浪是一個接著一個，錯過了這波浪，就永遠沒機會了
7年
“7年前，你與現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老了7歲。”王興答。
2003年的12月25日，美國特拉華大學校園內，依然綠樹成蔭。那一天，王興做了一個重要決定，結束他在美國的求學生涯，回國創業。從收拾行李的那一刻起，這個25歲的青年開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
那一年，國內互聯網已經是山頭林立，新浪、搜狐和網易，三大門戶地位穩固；騰訊也走在盈利的坦途上。年初，陳天橋的盛大以不到兩成的股份融到了孫正義的4000萬美金，馬云的淘寶在3月份創立。
性格決定命運，對王興來說，亦是如此。以他過往的經歷來看，他是一個非常善于做決定的人，每一次，都踩到了點上。
第一次，2005年初瞄準了大學生群體做SNS校內網。幾個月前，扎克伯格剛在哈佛大學宿舍里做出了Facebook。校內在2006年成為最大的中文社交網絡，但用戶越多消耗越大，王興融不到錢，最后選擇以200萬美金賣給了陳一舟。
第二次，2007年5月推出微博客飯否。僅半年前，Twitter剛在美國誕生。到2009年7月，飯否成為國內獨占鰲頭的微博，但因為政府管制遭強行關閉。飯否被停了505天，在這個過程中，新浪的微博風光亮相……
第三次，2007年11月推出海內網，把社交網絡從學生向白領群體擴展。幾個月后，開心網面世。定位類似的開心網憑借社交+游戲的產品理念一飛沖天，海內不是對手，只勉強維持IT/媒體的狹小用戶群。2009年7月，海內受到飯否服務器的牽連也被關閉，自此隱匿于江湖。
為什么每次總能踩到點上？王興如此認為：那些奇才異類之所以成功甚至神奇，他們得感謝命運的眷顧。
這是一本叫《異類》的書蘊涵的觀點，《異類》是《紐約客》專欄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2009年出版的分析成功人士的書。例如，書中列舉的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喬伊都出生在1955年，他們后來分別成為微軟、蘋果和Sun公司的創始人。
格拉德威爾說，1975年是公認的個人電腦里程碑式的發展年份，如果你大學已經畢業多年，那么你不會對大約售價為400美元一臺的電腦感興趣；如果你只是一名小學生，那么你只會望洋興嘆，因為只有20歲左右的年輕人才有可能成為這場個人電腦革命的中堅力量。
時勢造英雄，回到中國互聯網的生態環境，王興缺少那么一點點運氣。資深媒體人陳苓峰分析指出，最可能葬送一個創業公司的3個原因：錢、產品、政策，都被王興結結實實地撞上了，頭破血流。而這3個原因都或直接或間接地與一個事實相關：今天的中國互聯網是大公司和大勢力的天下，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勢單力薄。
一個同行曾非常贊許地說，王興是個不張揚的高素質人才，在國外或許他很早就成功了。在中國搞互聯網，并不能僅僅依靠技術，很多時候，人脈、手腕和政治敏銳都是決定性的因素。技術牛人王興沒有成為互聯網大佬，也許本身就是中國特色。
博弈
當然，硬幣不止是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王興出發，出發，再出發……時隔7年。
坐在記者對面的王興，身上的一些特質依然明顯，比如工科院校畢業的技術男身上的“簡單純粹”，不擅長講故事，喜歡思考。
瀏覽完王興在飯否上幾年來寫的微博客，就會發現，他絮叨而真誠，一些類似的問題也有了答案。比如，再出發的動力源是什么？在每次遭遇挫折的時候，他如何調整自己再出發？也有媒體人稱王興為“打不死的小強”。
通過王興2007年的兩則微博客，也許能找到答案。
“如果，幾年前的我是未被降服又無所適從的孫悟空，今天的我，已經成了沒有72般變化，只剩一念執著的唐僧。唐僧沒本事，大家都這么看。面對81難，他哭過，哀求過，但從沒說過一次：‘我們不取經了，大家散伙吧’。”
“小時候，我不知道勇敢和堅持有多么難得，所以我看《西游記》沒有什么感覺。”
當然，對王興來說，在整個過程中，他也在逐步完善自己。王興的熟人談及對他的印象，無一例外，都說他聰明，而且學習能力很強。從這兩個細節里，都能看出王興的特質。
王興上高中時，因為熱愛籃球，便找來一本專門講NBA成功投籃手如何投籃的書，仔細讀了一遍，并按照上面的技術細節去訓練自己，最后顯著提高了投籃的命中率。
對于王興來說，聰明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實際上還是跟人溝通缺乏耐心，尤其在溝通當中，我希望我跟他講一個事情，他能很快就明白，而不是需要我反反復復說，這是我在努力改變自己的地方。”王興告訴記者。
當然，王興這種改變的努力有其范圍，比如只對他的團隊、他的投資者。更多時候，他其實還是那個我行我素、意氣風發的王興，他不去討好任何人。
例如有次節目主持人問他，能對其他想在團購行業創業的朋友分享這些經驗嗎？一般創業者會比較誠懇地說一兩點，不想說的也會委婉地敷衍過去，但王興馬上說，“我為什么要給競爭對手做培訓呢？”
還有一個細節是王興寫在飯否上的，“五一”節剛過完，“一個記者在聊完宏觀的電子商務和美團網之后，問起我本人的消費習慣，我回答：‘其實我購物并不多。看到我身上這件襯衫了嗎？它有13年的歷史’。于是她就不繼續問了。”
這就是王興的風格，外界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在拉手網的CEO吳波看來，王興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但太聰明了。
在這7年，王興完成了自我的成長。在做飯否的過程中，王興曾如此寫道，“當然，據說讀書的一種境界是從薄讀到厚，再從厚讀到薄。對利益的重視程度大概也有一個從輕到重，再從重到輕的過程。我認為絕大多數都還在第一個階段，包括正在學習商業邏輯的我。”
再次出發
王興曾經說過，傳統行業創業好比登山，互聯網創業好比沖浪。山總在那里，你總有機會。但是浪是一個接著一個，錯過了這波浪，就永遠沒機會了。
因此，2010年3月4日，王興再次出手，美團網正式上線。這個網站被業界公認為內地首批真正意義上的團購網站先行者。這一次，王興依然踩準了點，很快，演變為百團大戰，而后是千團大戰。
美團上線6個月后，紅杉資本給了王興千萬美元級別的投資。在一年后，美團公布了自己的成績單，全年實現總銷售額2.3億元。不過，在4年前，紅杉資本卻對王興投過一次否決票。
那是2005年12月，紅杉資本找到剛創辦校內網不到10天的王興去談投資的事情。創立于1972年的紅杉資本曾經投資過蘋果電腦、甲骨文、雅虎和Google。
王興跟紅杉的人談過幾次。第一次，王興和伙伴們把商業計劃書落在了出租車上，只好在等待的間隙現場手寫一份兩頁紙的簡介。第二次，他以往操作爛熟的Linux系統卻總連不上投影儀。最后，紅杉資本選擇了王興校內網的競爭對手——占座網。
不過，對于王興來說，往后看的意義不大。近來人人網上市，這個自己創辦的公司在別人手中上市，王興表現得很淡然：“有些人總是念念不忘自己失去了什么，而忘記自己得到了什么。我不是那種人。我對生活充滿了好奇和激情，‘縱情向前’才是我的態度。”
1997年中秋，還是清華大學新生的王興在活動中向老生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們認為人生的意義是什么？”這令在場的同學大跌眼鏡。
而在去年年會上，王興跟所有同事說，回首幾年，現在我最關注的已不是我們做的事情能不能改變世界，足不足以影響中國，而是要確信我們的努力至少能改變我們大家的生活，我覺得我對大家有責任，這也是我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為了盡快賺取600金幣以便購買綠色通道會員，而又不愿意花人民幣來買金幣，畢竟10個金幣就一元人民幣了，所以我拼命的讀日志，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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